提到我国最早的图书，不得不从文字的起源说起。我们都知道定义一个古文明需要三个硬性条件，文字的使用是其中之一。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离不开汉字的出现和使用。我国对于文字汉字起源的记载有很多，但最为具体的是来自东汉文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他在书里边告诉我们，上古三帝的黄帝派他的史官仓颉去造字。仓颉呢，先按照鸟爪、兽蹄各类不同的踏痕来进行设计形象符号，称之为“文”，再在“文”的基础上附之以“声”，形声相益，才称之为“字”。 当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字记录在各种载体上，表达思想，互相交流，那么书籍就产生了。 在我国的上古传说中，有两个关于书籍的传说，叫“河图洛书”。相传上古伏羲统治天下的时候，有龙马从黄河中浮出，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照河图画成八卦，成为后来《周易》的来源。又传大禹时，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按照洛书所述，治水成功，随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制定九章大法来治理社会，流传下来的篇目收入《尚书》之中，这就是“河图洛书”的故事，是不是让我们对于上古传说中的书籍产生了很多美妙的联想！那么我国历史上真实存的早期书籍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按照文字书写材料的不同，我们大概把书籍的早期形式分为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等。 商周时期，人们会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其他兽骨上，用来记载宗教、战争、天文、祭祀、田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文字我们现在称之为甲骨文，而记录这些文字的甲骨我们称之为甲骨文献，它代表了我国图书馆的一种原始形态。甲骨文是在1899年王懿荣发现的，王懿荣对古文字研究造诣颇深，当看到家里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材上的刻划痕迹时，他敏锐的察觉到这极有可能是上古文字。随后他收集了大量的“龙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把研究结果公布于众，在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甲骨文被披露以后，直至1908年，由罗振玉亲自考察，最终确定甲骨文献出自河南安阳小屯。从对发掘的甲骨文进行研究发现，夏商周三代以前已经出现甲骨文，最早可以断代到4500至5000年前。 青铜器的使用是古文明的第二个特征。我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夏朝，随后青铜冶炼技术不断发展，商中晚期已经出现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到西周时期，礼乐文化和制度日益完善，青铜器更多的已成为祭祀、朝聘、宴飨等礼仪活动中的礼器，这些礼器之上多数会出现较长篇幅用来记录重大事件的文字；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内容偏向简单化，战国时期只有少数青铜器上有简单的文字。这些或铸或刻的文字我们称之为“金文”。相比较甲骨文献，青铜器铭文所起到的书籍作用更加明显，也应称之为我国原始图书典籍的一种。 简帛文献就是把文字写在竹简或者玉帛上的“书”。严格说来，写在简牍和丝帛上的文字以及由此形成的文献，可以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书籍了。一根竹片或木片，称之为“简” ，将多根简编连起来称之为“策”，策略的策。加工后没有写字的木片称为“版”，写了文字的版称之为“牍”。简牍其实就是“简册”与“版牍”的简称。简牍在西周时期已有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更加普遍，秦汉时期，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直至东晋末年逐渐被纸张代替。我们现在考古发现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期的，信阳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曾侯乙墓的战国初期简。《史记》中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编就是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编联起来，孔子读书十分勤奋，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所以韦编三绝现在用来形容人读书勤奋了。可见，简牍书籍都是用绳编连起来，为使用方便成卷的形式来存放，我们后世慢慢地也就沿用“卷”来作为书籍的单位名称了。 帛书就是写在绢、缯、缣、帛上的文字，也成素书。现存最早的帛书实物是1942年在长沙东郊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与简牍相比较，绢帛轻柔，便于携带阅读，它幅面宽阔，不仅可以用于书写，还可用于绘画，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就有彩绘和古地图。但绢帛昂贵，只能贵族阶级才有能力使用，所以它的普及程度远没有简牍广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简重而帛贵”的困扰会产生什么样技术突破呢？这个问题将在后期讲解。

1996年8月，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上认定了一项“世界最早的图书馆”，你们知道是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内的YH127甲骨堆积坑。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最早的图书馆”的故事。 我国商朝有个王叫“盘庚”，距今3000多年前他把商朝的都城迁到了殷都，也就是上期我们讲到发现甲骨文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后来古书里把殷都称为“殷墟”，《史记·项羽本纪》里就有“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我国从1928年至1937年对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YH127甲骨堆积坑就是1936年进行的第13次发掘中被发现的。 “YH127甲骨堆积坑”这个名字是不是看起来有些怪？其实，“Y”代表殷墟，“H”代表窑穴或者灰坑，127是殷墟发掘的序号。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窑穴类排序就排到了第127个。如果你现在去殷墟博物馆参观能会看到一个上口直径为1.8米、下口直径为1.4米的圆形大坑，坑底到地面高度为6米。这么大的坑，原来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原来装的是堆积在一起的甲骨，这些甲骨就相当于图书馆内的藏书了。坑内的甲骨已经在1936年被考古学家整体运到了南京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们对堆积在一起的甲骨进行清理和整理，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整理完。整理的成果就是发现了1万7千多片上面有字的甲骨，完整的龟甲骨就有300多版。殷墟15次的考古发掘一共发现2万4千余片，这第13次的YH127坑的甲骨数量就占去了70%，数量是非常大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更好的保护国家重要的文物，当时政府动用了一定的运输力量，把我国的重要文物运往西北内地进行保护。“最早图书馆” 里的“图书”就从上海辗转到了云南当时的省会——昆明。在昆明一年半的时间里，以董作宾为首的研究团队拓印了有字龟甲，对甲骨进行编目，还对甲骨进行了很多方向的研究。后来又转移到四川省一个叫李庄的山村里，在这里一呆就是四年多的时间，在这里对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殷历谱》得到出版。这四年的时间里，很多的研究所、大学和博物馆都来到李庄避难，李庄成为了当时非常重要的学术中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甲骨再次被运回了南京，学者们对甲骨又陆续进行了两年的研究，1948年学者们把第1至9次发掘殷墟考古中发现的甲骨拓本进行了出版，取名叫做《殷墟文字甲编》。随后1948年冬天开始到1949年，YH127甲骨坑的甲骨先后被运到台湾，同时还有一大批参与殷墟发掘的学者们也同时到达台湾。他们有陆续的出版了《殷墟文字乙编》和《殷墟文字丙编》。目前YH127甲骨坑的甲骨存放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里。 这些“图书”为什么能受到如此珍视呢？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了解商代历史的重要线索，它们就像一把钥匙，能够开启历史大门，大门这面是我们，那面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甲骨都是商王在祭祀时的占卜记录，历代商王几乎天天在祭祀，事事都占卜。 占卜前先要整理出甲骨，对甲骨进行刮磨，使它们变得尽量厚度均匀、表面光滑，再对甲骨进行钻凿，这样在接下来的灼烧甲骨时更容易出现横向和纵向的裂纹。占卜正式开始，要在火上灼烧甲骨，同时有专职占卜的人一边祷告一边述说所卜之事。灼烧完后根据裂纹判断吉凶。最后会把占卜要问的事情以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这些甲骨最终有的会被有意识的收藏起来，有的就被废弃掉了。YH127甲骨坑的甲骨就是有意识的用埋藏的方法收藏起来的，YH127的甲骨坑被好几代商王使用，有些甲骨还是从战争前线被运回藏于坑中的。YH127甲骨坑被发现时最上面还有两具尸骨，学者们推断可能是当时专门负责管理甲骨的人，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甲骨坑中，这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通过两集的讲解，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发明了文字后就要在一定的载体上使用文字以记录身边的重要事情，慢慢的就有了书籍的雏形，存放书籍的地方也就是图书馆也就慢慢的诞生了。在古巴比伦文明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发现了他们用楔形文字所写的泥版书聚集地，那也是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可以说图书馆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

我们了解了最早的图书还有最早的图书馆，可以看出早期的“书籍”都是有官方来收藏的，这种形式一直从夏商延续至西周。在周朝王室专门藏书的地方叫做“龟室”“图室”、“太史府”、“ 守藏室”等，专门管理图书的人员被称为“天府”“史官”。我们都熟悉的老子，就曾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老子曾担任过周朝官府图书馆的管理员。 一直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开始争雄称霸，他们开始招贤纳士，希望用不同的思想学说使自己富足强大起来，也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这段时期，原本属于周朝王室的图书和图书管理人员也纷纷的被各个诸侯国网罗瓜分，甚至流落民间，私学开始兴起。孔子作为第一个办私学的人，除此之外，他也是我国历史上有迹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而且据记载，孔子的私人藏书量还是很大的。　 孔子去世250多年后，秦国通过变法图强，于公元前221年灭亡诸国后一统天下。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禁私学、焚古籍，除了秦国史记外，其余诸国史记一概烧毁，除医药、占卜、农作书不禁，其余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也一律烧毁。并下令三十天内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的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中的“焚书”运动。 此时孔家从孔子已传到第九代孙孔鲋，为了不使祖宗的儒学精髓著作付之一炬，孔鲋偷偷将《尚书》、《礼》、《论语》及《孝经》等一批经典著作的书简砌于孔子故宅的墙壁内，然后自己跑到嵩山隐居去了。到了公元前154年，也就是西汉景帝三年，皇帝刘启之子刘馀被封为鲁王，即鲁恭王。鲁恭王在扩建宫室拆除原孔子故宅时，从墙壁里发现了这批儒家经书。与一般民间所传的经书有所不同，它们不是用隶书书写，而是用蝌蚪文写成的。于是人们便把这些经书称之为“孔壁古文”，孔鲋至死都没有吐露的藏书终于重见天日。民间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时，忽闻天上传来丝竹金石之声，六律五音之美，随后就发现了大量的古书典籍。 鲁壁藏书被发现之前人们一直沿用着一套《尚书》。这套经书是一位名叫伏生的秦朝博士传出来的，这里的博士可不是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它是一种自秦朝制定的一个官职。当时秦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朝建立以后他回到家中，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他就把这二十九篇的《尚书》私自教授给一些弟子。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登门求学。通过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鲁壁藏书被发现后，由于语言和字体的理解起来有困难，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到汉成帝时，一对父子刘向、刘歆先后在皇家藏书馆里对藏书做校对的工作。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很多今文版与古文版之间很多不同的地方，甚至刘歆还想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书籍列为经典书籍，引起了当时很多博士的反对，为此刘歆还写了很长的信与他们争辩，这便是所谓今古文之争。这场辩论一直从西汉到辩到了清代，持续了近两千年。 在金代的时候，人们为了纪念孔鲋藏书，在孔庙里孔子故宅内修建了“金丝堂”，明代弘治十三年重修孔庙时，又将“金丝堂”迁往孔庙西路，而在原址上建起了“诗礼堂”，后来又在诗礼堂之后故井旁增建了鲁壁，作为纪念孔壁藏书的象征性遗址。如果你有机会到山东省曲阜孔庙参观的话，可以在孔宅故井旁看到一面红墙琉瓦、形同照壁的古墙，赫然屹立于故井东侧，其前立有一碑，上镌刻隶书“鲁壁”二字，鲁壁的“壁”字由上下结构写成了左右结构，而且“壁”字的“土”中还多了一个点，表明“墙壁藏书”的寓意。在雄伟壮观、鳞次栉比的孔庙古建筑群里，这面墙既不宏伟，也不高大，但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被后世学者誉为儒家文化挡风墙，是我国典籍流传文脉不断的见证，也是我国私人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们在《最早的图书》一讲讲过，春秋战国直至两汉时期普遍应用文献形式是简牍，现在考古发现最早的简牍实物有战国时期的信阳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曾侯乙墓的战国初期简，两汉时期的居延汉简，三国孙吴纪年年简等。今天我们说一说“云梦睡虎地秦简”。 云梦睡虎地秦简是印证秦代一段历史的实物典籍。1975年，考古学家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个秦代墓葬群，其中编号11和编号4的两个墓葬里发现了竹简，在11号墓里发现了1155枚，4号墓2件。这1155枚的竹简的主人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前夕秦国安陆县一个基层官吏，名字叫“喜”。 他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到过秦的几个郡县，亲身经历了秦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喜把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写成了《编年纪》。他任县令时史，工作笔记记得非常仔细，他把与工作有关的行政管理与“治狱”方面的律令条文都抄录下来，为后世记录了秦朝统一前后所使用的刑事、经济、民事和官吏管理等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肯定不是秦朝的全部法条，应该是常用法律条文，还有一些刑侦破案的方法、医学著作和占卜用书。云梦竹简出土之前，我们从史书上只知道商鞅变法，但是这些变法思想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云梦竹简出土后，可以很详实的看到当时的情况。 这些竹简分门别类的的记载着很多老百姓生活生产中会遇到的法律规定，即便从现在来看，秦朝的法律很多人性化的地方。“下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末耕种田地顷数。禾稼生长期下雨，也要立即报告降雨量和受益田地顷数。如有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虫害等损伤了禾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这想不想咱们现在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呢！“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到七月才解除禁令。”会不会想到咱们现在的“禁渔令”？很有自然环境保护法的影子吧？喜的记录里还有很多关于秦国的徭役政策，比如徭役是有工钱的，有的徭役朝廷管饭；服徭役期间官府可以配发衣服；每户不允许同时征调两人服役，如果不按照律法规定同时征调两人服徭役，主管此事官员还要被罚款呢；随母亲在官府做杂役的婴幼儿，发口粮；服徭役时，男子的工钱高出女人25%，但是女人在做针织等女人专长的工作时，每工作一天和男人工钱一样。 除了“喜”这位官员留下来的工作笔记以外，考古在4号墓里还发现了两件竹简，竹简的内容是两封家书。家书是这4号墓主人衷的弟弟黒夫写给他的，衷的墓葬非常简陋，陪葬品除了石砚和墨，就只有这两封弟弟写给他的家书了，估计是家人觉着这两封家书对他非常重要吧。其中一封家书的大意是：二月辛巳，弟弟黑夫和惊再次给大哥衷写信，家里应该还好吧？前几天黑夫与惊在部队里走散，今天才得以见面。给黑夫寄些钱，母亲给我做件夏天的衣服送来。信到后，母亲比较一下安陆丝布贵不贵，不贵的话一定要给我做整套夏衣，和钱一起带过来。要是丝布贵，那就只多送点钱就行了，黑夫就在这里买布做衣服。黑夫就要跟大军去淮阳了，攻打反叛的淮阳要很久，会不会受伤还不知道，希望母亲给黑夫钱不要太少。收到信就要给我个回信，告诉我一下我们兄弟给家里争的爵位，大王分发到没有。替黑夫、惊问候姑姑姐姐、尤其是是长姑姑。此外，问问婴记季，黑夫、惊和他说的事他到底定下来没有......惊的新媳妇：妴（yuàn）还好吧？ 看到黒夫和惊写给哥哥的信，他们关心家人，让母亲寄钱、买衣服，拼命为家人争爵位，嘱咐自己的新媳妇.....是不是觉得黒夫他们跟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差别？ 甚至连这写信的格式，都是惊人的相似呢。黒夫写给哥哥的这两封信是在秦灭楚过程中的一场战争前后。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写的第二封信，或者有机会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可以看到云梦睡虎地的竹简，相信看完两封家书后，会把你带到两千年前的战场上，去看看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漠漠平沙际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居延”出现在很多文人墨客的诗句中，用它来表达对祖国统一和建功立业的的渴望。在古籍《尚书》中，居延被描述为“弱水流沙”。实际上“居延”是匈奴地名的汉语译音，它原是匈奴居延部的牧场。今天的居延地区是对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泛称，行政区划上，上游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中下游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这片区域东西两侧有沙漠和山脉的天然遮挡，额济纳河两岸300公里的区域成为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匈奴铁骑偷袭河西的主要通道。 我们脑补一下，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盛，卫青、霍去病等大将挥舞着刀枪征战匈奴，将匈奴驱逐出河西，从战略上来讲居延就成为阻止匈奴南下的边防重地。对于如何在这里设防以保卫领土，汉王朝想出了一项“移民戍边”的政策，就是在这里进行长期的驻兵和屯垦。在居延要塞上修筑了边塞防线和亭障等军事附属建筑，构筑起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也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文件、屯戍文书等多方面文献资料。由于自然环境干燥，使得汉简在居延地区得以大量保存下来。 第一批居延汉简被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呢。20世纪30年代初，由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人员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贝格曼在一个山顶的烽火台 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他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了地上。他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 1 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钱。于是，他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 1 枚硬币……第二天，他们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他们极为兴奋的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随着考察、挖掘的深入，最后共计出土了1万多枚汉简，这就是居延汉简了。这个故事被贝格曼记录在他的《考古探险手记》上，谁会想到就是这支无意中掉落的钢笔，引出了居延汉简的发现呢。世上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就像居延汉简被发现一样，都是有很多偶然的小事件来引起的。 汉简被发现后，考察团计划将这批汉简运到北平，贝格曼要求带回瑞典，遭到刘半农、沈兼士、周养庵，以及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众多学者坚决反。因在考察团出发之际，双方的协议中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的资料都要留在中国，因此，在众多学者的据理力争下，这批汉简才被留在中国，我们不得不为这些学者的未雨绸缪感到骄傲。即便这样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20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中国，这是后话了。这第一批被发现的居延汉简最后落定在台湾，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会在居延汉简的番外篇讲给大家。 第二批大规模发现居延汉简是1972年至1976年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旗境内进行发掘，获得汉简16000多枚，现存于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后来在1999年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火台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清理，出土汉简500余枚。2010年至2013年，额济纳博物馆、阿拉善博物馆采集汉简共计500余枚。 这些承续千载文明的居延汉简遵循就地取材原则，几乎都是木简，种类有律令、古籍、遣策、诏书、文书等，对研究汉代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以及社会生活状况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居延汉简的书写者多是当时戌守边疆中下层官吏和士兵，也有一些西行的商人，但是书法带有飘逸淳朴的自然美，率真而富有趣味性。居延汉简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汉字形体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因此为研究汉代隶书艺术以及草书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为真切的范例。如果隐去居延汉简的文物身份和我们考古式的眼光，居延汉简更重要的是跨越时空壁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存在过的真实生命的气息、态度、能量，唤起我们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艺术史的敬畏和思考，这也是人们对居延汉简心向往之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通俗的讲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为了方便教学、更好的传播思想，书院都非常重视对各种书籍的收藏，而且还很重视藏书的管理和保护，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古代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藏书四大体系，书院藏书独特之处也成为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时绕不开重要部分。我们将用三讲的内容来讲一下古代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据记载唐代洛阳人李渤和哥哥李涉两个人在此隐居读书，李渤养了一只白鹿而被称为白鹿先生，这个地方就被叫做白鹿洞了。唐末时期的王贞白有一首《白鹿洞》的诗，“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写出了当时在白鹿洞求学读书不倦的情景。而后南唐李氏朝廷，曾在此办“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学”，与金陵（今南京市）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到了宋朝，兴起大规模的科举考试，这激起了很多人想通过读书求取功名的愿望，求学的人多逐渐多起来；同时国家朝廷也提供资金、书籍等很多支持，所以“书院”在宋朝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白鹿洞书院就是在北宋初期建立起来，到南宋才真正步入正轨的。 白鹿洞书院的兴盛，离不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朱熹在南宋多次推辞掉皇帝给他的官职，后来不得不接受“南康军知军”任命，“南康军”是管辖着三个县的行政区域，“知军”是这个区域管理地方军队和民政事务的官。朱熹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星子县，也就是庐山所在地。朱熹巡视到白鹿洞书院，看到书院破败不堪，惋惜不已，他先后多次向朝廷上奏希望能够重办白鹿洞书院。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白鹿洞书院重新开办起来。朱熹亲自制定学规和教规，招收学徒，亲自讲课，开展教学活动，征集了很多图书充实到书院的藏书中。朱熹还广邀著名的学者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开创了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这其中最有名的是他邀请了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为学员讲学。朱熹还特意把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和朱熹开放的办学思想让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当时“天下书院之首”。胡适就曾盛赞过白鹿洞书院，他说“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中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明代书院得到重建，解缙、王阳明、李梦阳等都来讲学，尤其是王阳明带着他的学生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再使白鹿洞书院名震天下。直至清末白鹿洞书院都有或大或小的修建。 白鹿洞书院的藏书主要来自朝廷赐书、官府购买、社会捐赠和书院自办。朝廷赐书数量不多，更多的是为白鹿洞书院带来的荣耀和社会地位。宋赵光义曾把国子监所印儒家九经赐给白鹿洞书院，清康熙、乾隆也都向书院御赐过儒家经典。官府购买的图书主要是利用权利范围内动用公款为书院购买，或者上级拨款购买。社会捐赠主要是一些官员或文人向书院捐赠的图书。这里重点说一下书院藏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刻书。清顺治时期，蔡士英撰写的《白鹿洞洞规》最后一条提到“刷印纸张银十两”，就是用于刻书的经常性支出。书院刻书不仅刻制与教学有关的讲义，还刻其他书籍，比如刻书院学派特点的学术新著、书院志、学规以及学生较有见地的文集。 白鹿洞书院的藏书主要围绕教学内容以通行的经学、史学著作为主，并设有专门的藏书楼和人员对图书进行管理。白鹿洞书院藏书有明确的关于藏书保管保存和补充的细则，初步形成借阅制度，包括借阅藏书的登记制度，利用票据对借阅活动的限制和惩罚制度。虽然书院藏书没能保存到现在，但仅被收入到《白鹿洞书院志》里的完整的藏书书目就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研究价值。 现在的白鹿洞书院山林环合，风光绮丽。从白鹿先生李渤开始，白鹿洞人文荟萃，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明清时期以石木或砖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建筑群，颇有清雅淡泊之气；礼圣殿青瓦粉墙、恢弘庄严、清幽肃穆。书院存有历代碑刻157种，摩崖石刻57处，其中有朱熹亲题的“敕白鹿洞书院”、“枕流”和“钓台”。近年来随着国学研究的发展，白鹿洞书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目光，成为现代理学传播的中心。当你有机会到庐山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到白鹿洞书院看看。

在湖南省长沙市有一座山名叫岳麓山，岳麓山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名山，历史上建造过很多的道观和寺院。在唐朝末年有个叫智璇的和尚带着他的小伙伴在岳麓山上买地建了一个读书处所。到了北宋时，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建立起了岳麓书院。我们现在看到的“岳麓书院”刻石就是宋真宗亲手书写用来嘉许当时的山长周式的。 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两年后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这也是这一时期岳麓书院最有名的故事了。据传当时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有人描绘说是“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意思是说“说马太多了，把池水都喝干了”。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岳麓书院在元朝被毁，明朝期间进行了多次复修扩建，基本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清朝康熙及以后，对书院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康熙、乾隆先后为岳麓书院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等匾额，拨款作为学院办学经费。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大修，山长袁名曜为大门撰写对联，出“惟楚有材”句让门生们应对，贡生张中阶对曰：“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那幅驰名中外的对联的由来了。 岳麓书院在宋明清三朝得到过皇帝的赐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嘉赏，数量虽不多，但它可以增加书院荣誉，也增加了社会人士捐助的号召力， 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岳麓书院的藏书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公款购置，尤其是清朝以来，政府拨公款购书有多项记载，购书数量也很多。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捐献是岳麓书院藏书的另一个个重要来源。在明代，为了丰富书院的藏书，岳麓书院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动员地方文武官员士绅学子捐置书籍。有一个叫善庆积的院长积极着手恢复书院藏书。他自己出资为书院捐置了近千卷的图书，山长带头，其他各地仕绅学子闻风而动， 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图书捐出， 或者直接捐银两。社会人士的捐置书籍是岳麓书院后期藏书的主要来源。社会各界人士藏书内容多样，而且很多学者都是捐出自己的学术著作，很自然的岳麓书院的藏书内容多样起来，很多最新学术成果大大活跃了学院师生的思想和学术水平。 有了丰富的藏书， 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就要摸索制定相应的图书管理制度。岳麓书院设“典守”以守护书籍，后来慢慢地从图书的收集、整理、编目、流通借阅和保管等各个方面开始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书院有一套管理班子的制度。监院是负总责的，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馆长；下面设有“书吏”，管理编目借阅，这一职务相当于现在图书馆好几个部门的职责了；御书楼“看守”， 掌管钥匙，翻晒书籍等， 另外在新老监院交代时， 还添设“监交”一名， 人员很少， 但职责分明。 图书的收集登记有一套制度。按照“殿版书”(国家出版物 )、私人“坊肆本”(民间出版物 )， 官绅士民私家藏书和“未刻” 之书(手抄本及手稿)等进行收藏，并且还对图书进行整理编目，先是将新增加的书登记造册， 并申报府官存案。登记时注明“颁发”或“ 征收”，标清书的来源。“征收”的书写清楚某某人捐送。书名之下写清楚几卷几本几套， 某年某月某日收到， 这种目录， 相当于今日采编目录。登记结束后，每本书封面上盖书院监院“钤（qián）记”，相当于馆长的印章，首尾两页则加盖“岳麓书院藏书”图记。 保管也有一套制度。比如“ 交代宜严”“看守宜严”等规定，就是为了防止主管图书的监院以职权工作之便窃书，具体措施是书院监院上任时， 会有一名“监交”一起清点书籍， 然后申报主管部门。等监院离开书院需要与下一届交代书籍数目， 数目如果不对， 那就要追查责任。“监交”与监院“各半分赔”，就是两个人一起平分赔偿金。 通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藏书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书院在藏书、管书、刻书、刊书等各方面，对推动当时的文化发展居功至伟，在古代藏书史上流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遗产。

在石家庄市西南二十多公里，有一座历史名山---封龙山。相传大禹曾这里治水，把一条乱水蛟龙封于此山中，故名封龙山。早在中山国时期曾在封龙山南麓建飞龙邑，封龙山成了当时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赵惠文王时，他把原属于中山国的一块土地封给了公子元，这就是今天元氏这一地名的来历。从汉代起，封龙山一直被作为名山、灵山、神山来祭祀。汉高祖时，先在这里设置了元氏县，又在这里设置了恒山郡。后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字，改恒山郡为常山郡，管辖18县和４个侯国。东汉时期，常山郡的政治地位显得非常重要，达到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山上东汉时期的的众多碑碣石刻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在《封龙山之颂碑》上记载“天作高山，实惟封龙，平地拔起，灵亮上通，嵯峨峭峻，高丽无双，神耀赫赫，理物含光……”，几千年的时光流转，现在的封龙山依然呈现着昔日的涵养与巍峨。 封龙山还是我国北方古代书院密集区，西溪书院、中溪书院、封龙书院都坐落在封龙山的山峦之中，尤其是封龙书院更是历来北方古代书院的代表。封龙书院第一位授业老师就是汉明帝的启蒙老师李躬，被尊为常山三老之一。他得到当时的太守，一位著名的学者伏恭的鼎力支持，在封龙山的授业取得很大的影响。北宋时著名学者李昉投重资重修了书院，并正式命名为“封龙书院”。不久李昉在封龙山的北坡修建了中溪书院，后来又有一位学者张著在封龙山的西峰建立了西溪书院。至此，三大书院遥相呼应、教学相长，封龙山书院教育进入全盛时期。元代封龙书院空前发展，进入鼎盛期。河北栾城籍著名数学家李冶，结束了流亡生活，从山西回到老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封龙山度过。他潜心治学，诲人不倦。在乡民及当地官员和著名学者的支持下，重修李昉讲堂，重振封龙书院。李冶主持书院期间，在数学、医学、天文学、音律学、道学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把封龙书院建成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后继者安熙更是使封龙书院的影响力一度达到新的高峰。 在封龙书院教学立言的老师们都很有建树。李躬是一代帝师，其学术地位和号召力不言而喻。李昉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集贤殿修等职务，一生著作等身。他编著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本著作与《册府元龟》被称为宋代四大书。而李治可谓一代科学家，他对中国古代天元术（中国古代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进行发展创新，编撰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两部天元术著作，奠定了他十三世纪世界数学史和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冶所创立的天元术代数，方程已经算到六次方，不仅是中国古代独创的半符号代数的重大发展，而且比欧洲代数的产生至少早300年左右，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俱有尖端地位。相比较对儒学、程朱理学的弘扬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封龙书院作为我国古代北方重要的教育基地，它是唯一一所我国古代集教学与科研一体的书院，科学精神是书院的灵魂之一。 封龙山自汉代有办学活动开始，各历史时期书院都在教育及学术名家的主持之下，承担起了育人成材的重任，培养了为数可观的专业学术人才和地方社会专门领域的有用人才，其中就有元曲四大家的白朴。白朴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真定（现在的正定）。他曾经在封龙书院拜李治为师求学读书，这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据元氏民间传说，梁山伯为南佐人，祝英台长村人，都在元氏山区，离封龙书院不远。白朴根据封龙书院和当地的传说创作出《梁山泊与祝英台》是合乎情理的。白朴的这部创作先在真定公演，中年时又将剧本带到南方，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公演，数百年来，广为流传。 现在封龙书院的恢复建设初具规模，建筑风格以书院最为鼎盛的宋元时期为主，“藏书阁”坐落在整个书院的最北侧，旁边就是封龙书院留存下来的墨池和蒙泉，西侧即为读书洞。蒙泉、墨池及读书洞作为封龙书院的原始遗存，与复建后的书院融为一体。现在的封龙书院虽然无法企及昔日的辉煌，但封龙书院教学研的科学精神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给了我们。

2014年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成立后的首展中就有“敦煌遗书”。当伫立在这些古籍文献前时，虽隔着展柜的玻璃，都能循着它们散发出来的气息去寻找大漠孤烟里敦煌的盛景。千年来黄沙成丘、驼铃声声的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要塞，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西域珍宝、北方驼马，带来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公元36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一位叫乐尊的僧人看到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他认为这就是佛光显现，此地是佛祖的圣地。于是乐尊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便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随后经过北魏、西魏和北周，在统治者及王公贵族们的支持下，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统治阶层的推崇，莫高窟达到鼎盛，仅武则天在位时期有千余个洞窟。历史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绵延1680米长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各个洞窟均是洞窟建筑、彩塑、绘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而今天我们着重讲的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清末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雇人清扫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洞内像一座小山一样堆满了古代的经卷、文书、佛画和法器！这些洞中宝藏被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主要包括佛家经书和典籍文书，从当时留下来的照片看，藏经洞里的卷轴都是一卷一卷一层一层的堆起来的，数量大约为5万件，其中经卷约3万件，基本上全是手写的。这些文献最早写于晋代，最晚的为宋末，跨了七百多年的时间。不仅数量巨大，多半又是孤本或者绝本，只此一件，可见它们的价值无法衡量。 在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中，许多是《大藏经》失传的经文，有的抄本年代早，对后来的传世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校勘价值。有的经卷连印度原始的梵文本都已经失传了，可见价值深远。文献中还有很多寺院里的文书和道教的文献，都是过去不曾看见的。 敦煌遗书中凡是重要的儒家典籍几乎全部能找到。这些早期的抄本从某些程度上就可以用来校对现在的版本。在这些古本书中还有一些著作，比如王灿的《晋记》、虞世南的《帝王概论》等都是第一次见到。至于其他非常丰富的地理资料以及大量的官家文书、世俗文书向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近七个世纪人们的生活全貌。 敦煌遗书还保留着珍贵的文学作品。许多白话诗、话本、歌赋等全部都是从未见过的。至少有数百首诗，包括唐代大诗人韦庄的《秦妇吟》都没有收入到《全唐诗》。由于这些重要作品的发现，不得不说敦煌遗书大大扩充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宝库。比文学更有价值的，还有大批的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数和儿童的启蒙读物。 敦煌遗书的文献还有很多都是外文的，显示了一千年前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已经非常广泛。除此之外，敦煌遗书的文献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珍贵的价值，这些文献所用的纸都是千年古纸，每个字都是那个时代的书法真迹；还有一些刻版印刷品，可以说是现存最古老而在当时又是最先进的的印刷工艺，比如从藏经洞出土的唐太宗《温泉铭》、刘公权的《金刚经》等都是如今能够见到最久远的拓本了。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敦煌当地的富绅没人能识别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当时的清政府也没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从19世纪中叶起，大批的外国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考察探险，他们一方面抱着搜寻财宝的目的，一方面又进行着科学考察。英国人斯坦因在王道士的引领下来到藏经洞内，他记录到“卷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在王道士昏暗的灯光下，它高足有十英尺，整个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他不慌不忙的从中挑选了二十四箱运回英国，现在这批文物都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后来又来了法国人伯希和，他知道王道士不会让他大量的带走，所以以每天一千卷的阅览速度，从中筛选了十箱精品以五百两的价格从王道士那儿买走，运往法国。远不止如此的是，除了这些文献，他们还盗走了大量的壁画等各种文物，想到这里，何其痛哉！何其痛哉！ 好在在伯希和的炫耀之下，罗振玉等中国学者知道了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这才开启了我国真正开始保护敦煌遗书的序幕。劫后余生的大部分遗书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这才有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首展为我们展示的敦煌遗书。

在我国古代大规模的图书收藏和整理主要还是有由国家设置的专门的图书管理部门来进行的，也就是官府藏书。在西汉时期随着国家国力的强大，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西汉官府藏书规模达到极盛。试想一下，面对很多的藏书，如果书籍归放不合理的话，想找本书来看就变成了很不方便的事情，一个合理的、可以让找书简单化的书籍排放方法，也就是提出一套书目分类法就成了急需的事情。 汉成帝、哀帝的时候，有一对父子刘向和刘歆，是不是对他俩人名字感觉很熟悉？在《鲁壁藏书》中讲过，正是这对父子受前后两任皇帝的指派对皇家藏书进行校勘整理的时候，得到机会看到鲁壁里的藏书，从而引起近两千年的古今文之辩。这对父子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儿子在父亲著述《别录》的基础上写成了《七略》，把书目分成“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成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编辑书目规律、原则和模式有重要影响，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真正产生。到了东汉，班固将《七略》改编为《汉书·艺文志》，成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研究的重要文献，在我国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地位，在《别录》与《七略》皆失传的情况下，它就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图书目录。 这种图书六部分类法延用了二百年之久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当政者对于藏书的重视、官府藏书的增多、文人辈出著述繁多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藏书的出现，原来的图书六部分类法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实际需求，从“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就初步形成了。到了唐朝初期时，唐初魏征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将图书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将图书分为四部四十类，另附佛道二经，十五类。由此，中国图书分类法完成了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过渡，从此“经史子集”的图书四部分类法成为以后千年来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永制”。即便是到现在当我们在网络平台上选购古籍图书的时候，也还是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的。 那么按照“经史子集” 的图书分类法图书又是怎么分的呢？经部是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十三经”。 史部是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史书，也就是所说的“正史”。我们一般以司马迁的《史纪》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子部是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等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 集部指凡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所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其实即使四部分类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也不是说没有任何新的图书分类出现的。南宋郑樵就曾作过书目十二部分法的大胆创新。到了明代也出现了一批不采用四部分共的目录。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两个时期，西方文化分两次集中传入中国，带来了很多的西方翻译过来的书籍和西方科学技术很多分支的书籍，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民国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都对当时西方科学类书籍尝试进行书目分类。 图书分类法经过一段的过渡时期，到1971年我国开始编制符合社会知识结构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先后出版了五版，目前全国的各类图书馆以及书目检索等数据库都是以这部分类法为标准。它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用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大类，以字母顺序反映大类的次序， 大类下细分的学科门类用阿拉伯数字组成。比如你要到河北省图书馆借阅《中国图书馆史》这本书，在检索机上输入书名，查找到索书号是G259.29/44:1，是因为《中国图书分类法》中，G类是“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在这个类别下的第三类即G2子类为“信息与知识传播”，这个子类下第六类即G25为“ 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类，以此类推。根据索书号到相应的书架上按照次序就可以很快找到这本书了。 从古代到近现代，图书分类法的演进过程是每个时代知识积累演进的过程，只要社会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图书分类法就不会停止演变的脚步。

在邢台市开元寺里保存着一个通高七米多的经幢chuáng，经幢简单说来就是刻着佛经的大石柱子。这个经幢可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直径约1米，幢身有十六面，在幢身上部有莲花花瓣。每一匝莲上都刻着一尊坐像，形态庄重安详。幢身刻有老子《道德经》。据《邢台县志》载，经幢上的文字是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极具历史价值。因为经幢建于唐代，横断面为十六面形，所以大家把它称作为唐十六面经幢。 除了这个唐十六面经幢，开元寺里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后梁尊胜陀罗尼经幢。这个经幢艺术价值非常高。我们先来看幢体：上置宝盖，角饰饕餮环绶，口中系有璎珞八垂，每一组璎珞垂幔上面都高浮雕着一组文殊、普贤及立佛人物，共有八幅。幢体饰有构图雄壮，气势弘大的盘龙，周围环绕着彩云。以上是底座。经幢的第一层近两米高、刻着《大佛顶随求尊胜陀罗尼经》经文。第二层同样以高浮雕的手法雕刻佛像，有倚坐佛、持柳枝露瓶立式观音等，都形象生动、别具一格。第三层的艺术处理手法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佛像主次协调颇具匠心。石盖上面缕刻着复杂的云纹，云纹不仅采用了高浮雕，还运用了透雕手法，做工十分精细。第四层雕着四大天王和四力士。可惜现在经幢仅存下部两层。 您可能要问，说了半天，这和图书馆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来告诉您。在我国古代，藏书机构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以外，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藏书地点，那就是寺院、道馆。上面提到的开元寺，就是一个现存的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另类图书馆。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迅速扎根、发展，大量佛经被引入，紧接着又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译本、注释本和专门论著，数量巨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设有单独的藏经楼阁，还都配有目录，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藏书体系了。到了隋唐两代，佛教的传播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隋代有佛3985 所，寺寺有藏书，这是同隋政府极力推崇佛教，并用官费从事写经、译经事业分不开的。玄奘西游取经更是顶着“御弟”的名号，受到唐玄宗强力支持的。由于后台硬、有本钱，寺院不仅藏有取回来的真经，也会收藏一些医方、图符等等的杂集图书。您一定听过白居易写诗必须读给老婆婆，老婆婆听得懂才肯成诗的故事。如此重视宣传工作、看中传播效果的大诗人，就曾把自己的文集送到各个寺院去，想要乘一乘寺院藏书的东风。 红火至此，寺院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藏“写本”（也就是今天的纸质书）了，他们开发了一种非常另类的藏书手段——刻石。将佛经刻在经幢、石碑上，以求万世不灭，彰显佛法的博大精深。刻了字，自然是配着画更好。当时许多文人墨客也会争相跑到寺院去画壁画，像著名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当时的盛况我们已无缘得见。 从开元寺现存的“藏书”情况来看，刻石、壁画的确比“写本”更加容易保存，经过千年时光依然倔强的呈现在人世间。除了上面介绍过的两个经幢外，开元寺保存着许多刻有佛经的碑石。寺中天王殿的四壁题满了历代名人诗词。其中有一副草书题诗相传是“八仙”之一的钟离权（也就是汉钟离）所作。其诗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好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见得清平有几人。”宋朝时还有人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使开元寺声名大噪。 2013年，《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出版，收录了该寺全部石刻拓片。它们不仅是研究古代砖石建筑、书法、雕刻的艺术宝库，还是研究古代佛教史的珍贵历史资料。对于禅宗史学术研究非常珍贵。 寺院藏书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及其他文献，而且还注重对经书版本和内容的校定、整理，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如此悠久而又翔实的佛经典籍，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化进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馆阁”就是宋代的国家图书馆，其中的“馆”是指三馆，包含了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阁”是指秘阁。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知识的朝代，极其重视典籍收藏，重视学术发展。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常”的馆阁。它采集文献的方式非常独特，成就了藏书非常丰富，它的“馆员”素质非常高，依据馆藏编纂了一批史学、文学、医学等皇皇巨著。它对当时的私人藏书事业产生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直接培养造就了一批私人藏书家。 宋代刚刚建立时，虽百废待兴，国家依然在建立藏书体系上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首先收取了唐、五代时期沿袭的藏书，同时大规模地向天下征书与访书。到处张贴告示征书，此外还派人到各地去访查谁家有好的藏书。对于民间主动捐赠书籍的，国家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措施。比如重金赏赐，每卷书千钱，整套捐赠的可以赏数十万钱以上。如果捐赠的书籍质量很高，还可以择优给捐赠人员一个公务员身份。另外，不想捐赠原本的，可以借给馆阁或者在当地找能够书写的人誊抄。《麟台故事》里记载“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宋代国家藏书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宋史·艺文志》等书的统计，两宋300余年国家藏书近十万部，11万多卷。这其中还不包括数量成倍增长的副本图书。 庞大的藏书体系需要专人管理，宋代负责借阅工作的人称为“库子”，借书时有严格的程序，首先填写“单子”，然后经“监门”检查后才能将书借出。由于借阅书籍的人多，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散失严重。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的记载。到了北宋后期，外借书籍的损失更为严重。因此，政府规定只有集贤院的藏书可以外借，其余馆阁的书籍不得借出，如有违反，私自借出则以法论处，借书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除“库子”外，宋代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馆员。他们负责为国家图书馆创制新的典籍。宋代早期馆阁文士的工作以修撰前代史籍为主。藏书规模逐渐扩大之后，馆阁文士就以利用藏书编纂新典籍为主。宋代的知识分子备受推崇，馆阁文士又肩负着为国家著书立说的重任，所以当时馆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洪迈的《容斋随笔》也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莫俊，然必试而后命，一径此职，遂为名流。”就是说馆阁文士的候选人都是有名的才俊，虽然捐献书籍即可授予公务员身份，但是馆阁文士的选拔却要经过层层笔试和面试，一旦入选，就是如今网红一样的声誉了。 馆阁藏书数量大，质量高，馆阁文士才高志远，宋王朝充分利用了这两点，发挥馆阁藏书的重要作用和馆阁文士的创造能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富有创新力的重要阶段。宋太宗、真宗两朝，由馆阁文士先后编修成《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部大书，集中体现出宋初盛世修典的功业。之后宋代各朝都因循旧例，编纂了《实录》、《宝训》、《日历》等万卷，《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等礼仪著作3300多卷，各代会要约1900卷，及其他各方面的典籍。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到八卷后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和重视，允许司马光在馆阁内撰写这部巨著。司马光利用这一机会参考查阅了馆阁中收藏的大量典籍，为他完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提供了帮助。 “非常”有力的藏书措施，“非常”给力的馆员选拔。造就了宋代国家图书馆的实力强胜，推动了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宋代文化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正如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明朝天下未定，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大将军徐达负责收集藏书、建立国家图书馆文渊阁。其后两百余年几经周折，明朝文渊阁连带一朝文明，最终在李闯王的炮火中付之一炬。文渊阁可谓是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建立，随着明朝的消亡而消亡，与明王朝休戚相关，同呼吸而共命运。 洪武元年，1368年，文渊阁在南京建立。朱元璋继续派人遍访天下名书，充实书库。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文渊阁中藏书可谓可观。朱棣此时萌生了修书的念头，修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原话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直言，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成一书，毋厌浩繁。”简而言之，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书都要收录进去。定下了基调，朱棣亲自着手组建了编辑部，主编包括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内阁首辅解缙（另外两位才子是杨慎和徐渭），还有一路辅佐朱棣登基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朱棣宠臣、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景等。当时的主编叫做“总裁”，这一帮豪华阵容的“总裁”领导了精英知识分子二十多人，另外召集了字写得好的若干人，浩浩荡荡进了文渊阁，一应后勤事务全部被妥善解决，几年间没日没夜、殚精竭虑地编书。先后参与编纂人员达2139名 其间，生生累死了好几人。终于编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这部巨制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所谓盛世修典，《永乐大典》的成书彰显了明王朝的国力。其后不久朱棣迁都北京，在都城新建了文渊阁，开始了“南书北调”工程。南京文渊阁中的藏书（包括皇皇巨制《永乐大典》）每个版本“各取一部”，装满了百个箱柜，送至北京收存。此后经过不断收集，据1441年编撰而成的《文渊阁书目》所载，其藏书近300种，已达 43200 余册，估计在十万卷以上。至此，明代文渊阁的藏书可谓达到鼎盛。 文渊阁做为国家图书馆并不仅仅只是藏书的场所，它也经常请名人名家举办讲座。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太平天子”明宣宗朱瞻基。他经常到文渊阁讲学，还自己写了一本《文渊阁铭》记录讲学的盛况。那么听讲座的是谁呢？听众们多是高阶的官员或者是等待晋升的高级知识分子。文渊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讨论政事民生和培养储备干部的政治职能。 1449年，南京文渊阁遭遇火灾，所有藏书付之一炬。这件事并没有得到重视，虽然士大夫们经常上书请求加强文渊阁的日常管理，但统治者们已无暇他顾。明代的文渊阁藏书管理开始走下坡路，书籍流失日益严重。万历时期，民间藏书楼中盖着“文渊阁印”的图书赫然在列。明朝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借了文渊阁的书也是概不归还。再加上文渊阁全部采用木结构，防火措施不太完善，明朝中后期遭遇过多次火灾。文渊阁的防潮、防蛀措施也并不到位，大量宋元珍本藏书被水浸、虫蛀等现象很严重。万历年间文渊阁所藏书籍与《文渊阁书目》记录相比已经“十无二三”了。 1643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东征誓师，摇鼓呐喊“嗟尔明朝，气数已尽！”最终攻破紫禁城。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景山。大明王朝终于落下帷幕。风雨飘摇中的文渊阁也于1644年在李闯王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幸运的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善本书宋版《集韵》十卷，上面盖有明文渊阁印。《永乐大典》也有零星存世，现在国家图书馆存有222册，成为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上文提到的《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帝朱棣命令编纂的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被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说说这部鸿篇巨著的去向之谜。 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完成抄写，全书3.7亿字都是来自全国的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可以说这是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手抄本。《大典》只抄录了一部，叫作“永乐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后随迁都移入北京。由于体量巨大，书成之后，永乐帝并没有翻阅过几次。此后的弘治皇帝和嘉靖皇帝对其颇为喜爱，尤其嘉靖帝，手边常备着一两册，成了“案头书”。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突然失火，把嘉靖皇帝吓得够呛。他命令大臣缮写《永乐大典》副本，以备不测。当时选出誊录、绘画生员109人，可谓阵容强大。嘉靖皇帝要求完全按照正本的版式、行款等进行誊写，而且要保证质量，稍有错误便需重抄。所以，《永乐大典》的正副本几乎一致。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永乐正本（或称永乐本），嘉靖副本（或称嘉靖抄本）。 十分蹊跷的是，在重录副本工作完成之后，正本却不知从何时起不知去向了，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史学家对正本的丢失产生了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正本可能毁于李自成撤出北京，下令烧毁皇宫之时。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说法，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已作为嘉靖皇帝的随葬品葬入永陵地宫。他们认为，嘉靖当年急着要重抄一部副本，就是为他将来寿终正寝时以正本作为随葬品做好准备。学者们经过细研究发现，《永乐大典》副本完成与嘉靖帝的丧葬大体是同时。嘉靖帝于1566年12月驾崩，1567年3月葬入永陵。也就是说，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3个月时间。要知道《永乐大典》有一万多册，而且每册书长50.3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如此之多的卷册，放在那里就跟一座小山一样，而在明代，并没有现在的发达交通工具，他们只能靠马车拉。为何嘉靖帝死后3个月才入葬永陵？大胆的推断便是：在这段时间里，隆庆帝忙着把《永乐大典》正本放进永陵，以了却嘉靖帝的心愿。但是对此也有人表示反对，因为从明朝的殉葬制度来看，是不太可能把大典带进地宫的。 正本不知所踪，副本虽然存世，却是命途多舛。它的流散，则可称为“国人之痛”。副本抄录完成后，最初放置于皇史宬，就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后收于翰林院。这也为更多人能接触到《永乐大典》制造了机会。到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永乐大典》副本已有千余册去向不明。清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遭劫，《永乐大典》亦难逃厄运。清廷议和后，当时的北京外国使馆林立。翰林院官员监守自盗，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二本《永乐大典》，洋人花10两白银便可买到一册。据统计，至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900余册。1900年，庚子国变中，翰林院被烧，副本多册被焚毁或窃取。清朝末年战火频繁发生，朝廷无力保护剩余的《永乐大典》。它的流失，似乎已不可避免。到了近代，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最终移交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前身)，那时，数量仅为64册。 今天，如果你走进中国国家图书馆，可以看到一张《永乐大典》收藏表。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私所藏《永乐大典》仅８００余卷４００册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九十六的《永乐大典》不知下落！ 也有人推测，明朝隆庆帝在嘉靖帝入葬一个多月后，才赐赏《永乐大典》副本的抄录人员，而副本究竟完成于何时，史无记载。这说明副本也许根本就没有全部完成，而诡称完成，从而造成副本的先天缺少。若果真如此，那真是我中华民族之大幸，因为总有一天，这些文化瑰宝会重现于世，而《永乐大典》正本的面世，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将会起到划时代的作用。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古代有四大藏书体系，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和私人藏书。官府藏书大多兴盛于朝代初期，泯灭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之中。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都与官府的鼓励和弹压休戚相关。唯有私人藏书全凭“个人”之力，爱书之心自然不能少，还必须家有闲资，四处为官，还要懂点儿管理学，再就是世世代代都得守着这些贵重且沉重的“家珍”。难吗？为什么一提到藏书楼，大家都会想到宁波天一阁，就是因为在这种种万难之中，它屹然留存了下来，作为一种建筑，作为一种遗产，作为一种精神…… 天一阁是明朝士大夫范钦的私人藏书楼，范钦长期在地方做官，最后做到了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都为他的藏书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退休后他把毕生收集的书籍都归在天一阁，取自《易经注》“天一生水，地六承之”的意思。在建筑上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在书柜中放置芸草防虫，定期展开书柜晒书以防潮。范钦在保存藏书上可谓费劲了心思。然而，令天一阁百年留存的秘诀却远远不在此。范钦为天一阁定下了十分严苛的规则：书不外借，书不出阁，外姓不予登楼，钥匙分存于各房、子孙到齐才可开门。论“仪式感”，范钦做到了极致。但这还不够，范钦去世之前将遗产分为两份，一份是万贯家财，一份是天一阁。范钦下了决心，若想让子孙后辈承担起保存天一阁的重责，就必须让他们心无旁骛。唯有心甘情愿做那一楼藏书的苦行僧，才能真正子承父志，才能保证天一阁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留存于世。这一刻似乎是范钦生命中最理性的一刻，想必宦海沉浮、历尽人间，他早就想好自己能留给子孙的最好遗产，既是冥冥中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历史文化自觉。范钦的大儿子毫不犹豫得接过了重担。至此，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的天一阁，才真正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天一阁存世四百余年间，留下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传说范家侄子范大澈十分想到天一阁去读书，奈何叔叔范钦立下的规则甚严，不允许他登楼。一气之下，范大澈开启了自己的藏书事业，每有孤本、秘本，就专门请叔叔到家里做客，随意地将珍贵藏书扔在桌上，供范钦翻阅。他还曾雇30余人专门帮他抄书。名震一时。还有关于范家儿媳妇的故事。鄞县太守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嗜好读书，听说天一阁内有大量珍本藏书，居然托人说媒嫁到了范家。然而天一阁不许外姓登楼，钱小姐郁闷至极，每天以绣芸草（放在书间防虫的一种草药）排解忧思。还有关于范家的小偷的故事。江南书商觊觎天一阁的藏书，指使小偷上梁揭瓦潜入天一阁。白天浑浑噩噩，晚上偷书给在外接应的人。天一阁的藏书也因此损失大半。 以上的故事中，主人公都有点可笑、可怜、可爱（除了那位可恨的小偷）。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范家人没有故事流传下来呢？他们似乎毫无个性，甚至可说，毫无人性，在这些略显无情、略显悲凉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痕迹。他们身上所支撑着的是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俗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过于冷漠、严峻，过于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清代大学者黄宗羲曾写到：“常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数以千计的藏书楼，但几乎几代后便书去楼空，荡然无存，使一代代藏书家的苦心孤诣化为乌有，独有天一阁历经四百多年风雨，至今巍然屹立。是个人的冷峻，抑或文化的温度，使它留存，传承至今吗？对此您又做和感想呢？

说起纪晓岚大家都不陌生，通过影视作品，那更是家喻户晓。纪晓岚，名纪昀，字晓岚，1724年生人，直隶献县人，就是今天河北沧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的官员。 在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下，纪昀从四岁起开始读书问学，以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被称为“神童”。24岁那年，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夺魁。6年之后的京城会试中，高中甲戌科进士，从此步入鸿才硕学荟萃的翰林院。起初，他的仕宦生涯可谓春风得意，成为当朝文学重臣之一。乾隆三十三年，因向姻亲走漏朝廷消息，纪昀被流放乌鲁木齐“效力赎罪”。4年之后，他获赦回京，重入翰林院。恰在此时，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纂修正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历史的机缘把纪昀推向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顶峰。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为了如期如愿完成大业，清廷特设四库馆，任命总裁主管馆事，总裁之下又设总纂官，总揽编纂事宜；总纂官下设纂修官，分管具体书籍的编纂、审定以及辑佚、编写提要、查勘违碍书籍等。又设总阅官、总校官总管各书的审定工作。此外，还设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编书、抄书工作。 参与四库馆修书者人数众多，且多为乾隆时期第一流的学者。然而没有一个能博古通今、众望所归的大学者总揽全局，也难成大业。因此，四库馆开设之始，大学士刘统勋，也就是刘墉的父亲，大力举荐纪昀担此重任。纪昀以总纂官的角色，总揽纂修全局事宜。期间陆锡熊和孙士毅也曾任总纂官，但只有纪昀从始至终，夙兴夜寐，殚十年之力于修书伟业。 各路人才都聚齐了，那就开干吧。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开始编修。 首先是向民间广泛征集图书。纪晓岚本人就献书105 种。 然后将收罗来的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区分其性质，各纂修官先对分管书籍进行初步清理、甄别和考校，在此基础上为每种书籍撰写提要初稿，叙述书籍作者的生平事迹、内容要旨以及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并注明该书应刻、应抄或应存等处理意见，集中送到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审阅，决定各书的录存取舍。 最后，经过乾隆帝过目钦定之后，应收录的书籍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进行抄录。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四库全书》汗牛充栋，人们查找阅读苦于无从下手，纪晓岚带领的360名一流专家，分工协作，分类校阅，写出提要，成为有体例、有组织、有见解、独具特色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 由于“四库”工程“篇幅浩繁”，虽有校官把关也难免疏漏。乾隆偶尔翻阅，发现“讹谬甚多”，不禁龙颜大怒，陆锡熊和总校官陆费墀均不堪压力，抑郁身亡。唯纪晓岚带领一干人年复一年地进行艰苦的重新审校。 终于，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终于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清朝官方行为，所以著录的书籍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就在大规模征集图书的同时，查禁的工作就开始了。各地督抚初审，四库馆臣复审，再由皇帝御览，层层把关，严查滥毁。据不完全统计，禁毁书籍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乎与四库收录的书相等。接二连三的文字狱一直与“四库”工程同步进行着。往往一字不妥，片言可疑，即被封门抄家，株连九族。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也改变了文献的原始面貌，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四库全书》的编辑对传统文化还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它是一次对古代文化的检验与总结，至今有相当一部分已成海内孤本，收藏之功不可小视。其后的二百多年，中华大地饱经战乱，如无“七阁”藏书，古籍流失或许会更加严重。

话说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杭州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在当时那是驰名东南，名满天下。其闻名不仅在于其藏书极其丰富，更因为他们兄弟对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抢救、掇拾、抄补和重建做出了异于常人的贡献，堪称泽惠后世，功德无量。 丁氏兄弟一个叫丁申，一个叫丁丙。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富商大户，书香门第，藏书世家。他们的祖父丁国典仰慕本家先人藏书八千卷，在杭州梅东里造楼藏书，起名为“八千卷楼”。父亲丁英继承祖业，遍读家中藏书，积累典籍数万卷。丁申、丁丙兄弟二人淡泊名利，嗜学成性，酷爱藏书。经过三十年的穷搜博采，节衣缩食，聚书八万卷。 我们都知道，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先后缮写七部，其中三部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镇江、扬州，江南公私藏书饱受毁损。文汇阁、文宗阁二阁毁于战火，片纸无存。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兵火之余，文澜阁倒塌，《四库全书》大量流散。丁氏祖传八千卷楼也毁于一旦。 1861年冬，太平军攻入杭州后，居民纷纷出逃。丁氏兄弟也逃至城西避难。一天，丁丙在镇上购物，发现商铺包裹物品的纸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急忙探查商铺里的包装纸堆，居然有数十册《四库全书》！丁丙看到《四库全书》竟然这样随地散失，不禁大惊失色，心痛不已，于是决意四出搜寻。他们招集一些胆大的人，许以丰厚的报酬，并组织家人一起冒险乘夜黑之时搜寻捡拾，在道路间找到散乱遗失的散册数十册。他们在凌晨时躲过太平军岗哨，潜入西湖孤山脚下文澜阁，把狼藉遍地的《四库全书》收集起来，捆成八百多捆。此时正是家父去世不久，就以修墓为名，冒着风险，昼伏夜行，肩挑背负，往返数十里，收拾文澜阁残籍，用马车运出杭州城，暂存于佛寺，又辗转运上海，妥为保存。1864年，战乱平定，这些书籍又被运回了杭州，整理归还了府衙，放置在府学尊经阁暂存。为更多收集流入街市的典籍，丁氏兄弟遍访出售书籍的店铺、市场，出资购求，先后共抢救出八千六百八十九册劫后余生的《四库全书》。 丁氏兄弟的事迹被上奏朝廷，光绪帝下旨，命其兄弟继续搜寻失散的典籍，抄补缺失的内容，并负责重建文澜阁工程。光绪六年（1880），文澜阁重修工程开工，次年竣工。丁氏兄弟受到朝廷表彰。丁申被加封四品官衔，丁丙则拒绝了封赏，始终做了一个平头百姓。 归藏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中内容完好的仅三百三十余部，于是抄补工作迫在眉睫。从1882年开始，丁氏兄弟组织人员，全面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丁丙制定了相关章程、规范、步骤，并提出预算，获朝廷拨款，专设了抄补局，启动了工程。最多时雇佣百名抄写手，用统一印制的仿照文澜阁藏书样式的纸张抄补。丁氏兄弟率先献出家藏珍本，并向天一阁、抱经堂、寿松堂、恬裕斋、皕宋楼等各藏书处商借。前后七年，至1888年，共抄补残缺的八百九十一种，此后，随得随补，至1898年，又抄补了三十八种，这样新建文澜阁《四库全书》已与原阁书的数量相差无几了。 丁申去世后，丁丙为继承祖、父、兄遗志，重建藏书楼，正厅名“嘉惠堂”；楼上仍称“八千卷楼”，以追念先祖创楼功德，收藏《四库全书》采录的刊本、抄本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等。后楼名“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的刻本、抄本。西楼名“小八千卷楼”，楼上专贮各类文史典籍、地方文献的抄传佳本、著述稿本、编校定本。楼下设善本书室，专藏颇具价值的宋元善本二百余种和明刻精本，合计二千余种。 丁丙去世以后，丁丙后人经营丝业不慎，造成巨额亏损，欠下很多债务。为解燃眉之急，丁氏后人无奈也准备出售藏书。此时皕宋楼藏书刚被日本强购不久。得此讯息，两江总督端方深恐八千卷楼重蹈皕宋楼覆辙，为防止珍贵古籍外流，端方派遣与丁家有故交的江南图书馆总办缪荃孙等人亲赴杭州，与丁氏后人协商洽购，丁立诚代表家族，秉承先人以国为重、以私济公的价值观念，愿以低价七万五千万元出售藏书，从而避免了这批书流失境外。八千卷楼六十万卷藏书分三批运送南京，入藏筹建中的江南图书馆。今天，八千卷楼藏书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了南京图书馆。

清朝初年，浙江私家藏书传承了明代遗风，逐渐形成以地域为特色的流派，比如虞山派有厚古薄今倾向，讲求收藏宋、元刻本、抄本、稿本；浙东派则轻视古籍文献，重视当代史料，和地方文献，以天一阁为代表。皕宋楼主人陆心源承袭虞山派藏书的流风余韵，一生嗜书，收集的藏书多达十五万卷以上，把搜求的宋刻元雕图书专门贮藏在皕宋楼，名操一时，令世人称道羡慕。 陆心源，浙江湖州人，出身富有之家，年少聪颖， 三十岁时已精通儒家经典。他博闻强记，不求荣华富贵只专注于典籍图书，立志要读遍天下之书，见到珍品，倾囊而购。他曾任福建盐运使，十余年间竭力搜购宋元刻本，不惜重金，收获颇丰。当时， 江南地区历经太平军攻占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兵荒马乱，战火连连，很多藏书纷纷散出抛售。陆心源先后收得上海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藏书四万八千七百余册精本，以及河南、浙江、福建等藏书楼的十余万卷藏书。为了安置这些图书，陆心源修建了三座藏书楼：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其中皕宋楼专门贮藏宋版书二百余种，元版书四百种之多，“皕宋”，意谓宋版书二百种，其中许多书《四库全书》都没有收录；十万卷楼则存贮明代以后的秘刻善本、名人手抄手校本等。皕宋楼与天一阁齐名，分居浙东浙西，各有千秋，难分高低。陆心源一生藏书，勤于研读，皓首穷经，潜心著述，编校文集，临终前嘱咐后代保存好藏书，不要散失，希望以诗书传家，子孙永宝。 然而，世运迁流，人愿难遂。陆心源去世后，由长子陆树藩主持家政，经营湖丝生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史称“庚子之役”。身在上海的陆树藩被公推为中国救济善会董事长，为救援罹难同胞慷慨解囊，付出十万余两白银。次年，陆树藩又奉李鸿章之命，为助北方灾民发放救济粮，开办医疗局，治病发药，有“湖州善人”、“陆氏善人”美誉。但不久，由于日本的人造丝大量倾销东南亚市场，江浙丝商无力竞争，纷纷倒闭，陆家在上海经营的缫丝厂也难逃厄运。陆家钱庄也随之破产。遭遇不幸与打击，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家中古董和家产来偿还债务，但仍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陆树藩只有出售陆氏藏书以摆脱困窘之境。 消息传出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曾赴京力劝管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以充实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但建议没被采用。张元济又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商议，准备从当时仅有的四十万元公司资本中抽出八万元买下皕宋楼珍贵古籍，但陆氏要价价十万元。就在商务印书馆筹集款项时，日本三菱财团已捷足先登，以十万八千元低价将皕宋楼藏书收购，用游船运往了日本，入藏东京静嘉堂文库。促成此事的是日本人岛田翰。这个岛田翰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书志学者，其父为汉学家岛田篁村，在书志学、校雠学方面颇有才华。1903 年，岛田翰初访中国，利用其姐夫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等关系，与京城学界广泛交往。后来他又赴江浙拜会中国学者，结识藏书名家，阅览古籍善本。在丁氏八千卷楼，他不仅被允许登楼观书，且破例让他将珍贵图书借回日本。 当陆氏因经营失败，救灾亏空，负债难以偿还，准备出售藏书之时，岛田翰见机不可失，遂怂恿陆树藩，从五十万元开始讨价还价，最终压至二十五万元出让藏书，自己可从中获得丰厚的佣金。他先回到日本游说宫内大臣田中光显，想让宫内厅购藏，但未获成效，又转而向岩崎家族游说，终于说动了三菱财团第二代主岩崎弥之助。1907年，日本代表与陆树藩在上海会晤，最终议定以十万八千元廉价将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四千余部藏书售与三菱财团静嘉堂文库。岛田翰对从中斡旋非常得意，视为为一大快事。得到皕宋楼旧藏后，静嘉堂文库一跃成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数量最多的文库，汉籍善本多达一千一百八十三种，其中宋、元刊本二百八十二种，更有一些中国国内已经绝迹的孤本。对于皕宋楼藏书栖迟海外、流入异域，中国学界无不疾首蹙额，扼腕痛惜。 民国以后，中国学者多次访日，寻访中华古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赴日访问静嘉堂文库的学者日渐增多，以慰平生一睹陆氏旧藏的渴望。当目睹墨色香淡、纸质莹洁保存完好的宋、元版珍本时，无不感慨万千啊。

被誉为“传国之宝”的《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清乾隆年间，为贮藏《四库全书》，在北方修建四座皇家藏书楼，即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是为“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概不对外开放。后又抄了三部，书型略小，分仓藏在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对江浙士子开放。 这七大藏书楼，以“文”字为首，第二字多从“水”字边，有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之意。具体到“文津阁”名字的含义，乾隆帝在诗中也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文”谐音“问”，“津”是渡口之意，文津是文化的源流，也是问津的所在。 近代中国史，战火纷飞，七大藏书阁现存四座，其中便有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座藏书阁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其营造方法和样式是仿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乾隆皇帝派大臣亲往天一阁测勘，制成立体模型，列清大小尺寸，作为文津阁的营造依据。乾隆遵从祖训、勤俭节约，建造文津阁时，所用砖、木、琉璃瓦等建筑材料大多就地解决，比如：木料是从木兰围场运来的，琉璃瓦是在承德的五窑沟烧制的，假山的黄石精心选自承德附近山上，石碑、碑座等石材采用承德隆化县的鹦鹉岩。 文津阁坐北朝南，门殿、假山、水池、楼阁、花坛、曲池、山石、月亮门等依次排列，形成避暑山庄这个大园中一个独具风情的小园。文津阁外观两层，内里三层。藏书楼的第二层，阳光不能直射；往上第三层，是连通一体的大开间，取“天一生水”之意；楼下一层为六个单间，象征“地六成之”。阁的四周有围墙环绕，阁前是门殿、假山、水池；阁后还有假山；阁东南有配殿，阁正东有碑亭。文津阁建成后，在顶层檐下高悬一方立匾，上书“文津阁”三个大字，是乾隆御笔，此匾已经失落，现在我们看到的泥金雕龙横匾是1954年重建之时由承德地方人士胡子襄所书。 　　古代藏书通常有“五害：火烧、虫蛀、潮湿、霉变、日曝。文津阁楼体设计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阁顶主体使用黑色琉璃瓦，取五行之中水为黑色、水能克火之意；实际情形是，文津阁前后也有实实在在的水———阁前月牙池、阁后蓄水池，墙外又环水系。这样也使文津阁内通常不会连续一周达到25℃以上。即便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也很少超过20℃，因此，绝少有书虫能存活下来。文津阁选址地势较高、几无遮挡，且阁楼内外通风好，有效防止水汽滞留，干湿适宜，不致阁中书籍受潮霉变。文津阁的碧纱窗及向前突出的廊檐，可以滤除部分阳光辐射，减少紫外线对图书纸张的破坏。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纂修完毕，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共计79390卷。文津阁全书首页盖有“文津阁宝”字样，末页则有“太上皇帝之宝”和“避暑山庄”印。北四阁中，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建成最早，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抄成最晚，成书后由乾隆亲校、总纂官纪昀三校，文本质量更胜一筹。而且，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部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故其对其它几阁的文献补辑意义非同一般。 文津阁藏的《四库全书》，于民国初年送京师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保存，图书馆前的大街也因之改名为“文津街”。然而，被“釜底抽薪”的文津阁楼，却没有藏书一样“好命”。民国期间，饱经战乱的文津阁围墙大面积坍塌，月台及趣亭、碑亭被毁，仅存石碑。1954年，文津阁被改成招待所，随后，文津阁又经历了承德市图书馆、热河画院等不同时期。 2002年，文津阁周围水道得到清理，临时建筑被拆除，单位迁出。2010年，中央财政启动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文津阁是其中的重点维修建筑。通过对主体保护性修缮，碑亭修复等工程，这座承载二百多年历史风云的文津阁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乌篷船、乌毡帽、乌干菜， 绍兴自古为文人辈出、文运昌隆之地，刻书、藏书代有人才。绍兴的私家藏书于清代达到了顶峰，有书可查的就有21家，其中又以李慈铭的越缦堂、姚振宗的师石山房、徐树兰的融经斋和铸史斋、徐友兰的八杉斋、铸学斋和述史楼最为著名。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一大批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纷纷主张要求改革现行体制，提倡西学，以夷之长制夷，最终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维新变法运动同样波及到了绍兴，以陶成章、秋瑾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高举义旗走在前列，一批开明的地方乡绅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也拥护和支持改良派的改革主张，徐树兰即是其中的代表。 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山阴 (浙江绍兴 )人。光绪二年中举人，授兵部郎中，封一品官职。曾任河南某地知府、盐运使，后因母病告归，任地方公益。他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徐树兰在因母病还乡之后，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修筑海塘，发起组织抗灾救荒的慈善工作。他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于 1897年创设了绍郡中西学堂 ；二是创办古越藏书楼 。 借国外“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的经验，于1900 年，开始筹办古越藏书楼。他首先出资8600余两，在绍兴城西购地一亩六分，建藏书楼，后又耗银23560 两用于购书，又花费800余两用于购置书柜桌椅等器物。楼中藏书，除徐氏家藏外，又购置了新出的译书及图书、标本、报章等，使藏书总量达7万余卷，管理人员 8名 ，印有古越藏书楼章程和书目。徐树兰又每年捐洋 1000 元，作为古越藏书楼的日常开支。遗憾的是，徐树兰最终并没有亲眼见到藏书楼的落成开放。 长子徐元钊继承他的遗志，于1903年建成了藏书楼。1904 年正式向全绍兴公众开放阅览 。 这是一个崭新的藏书楼，一座近代图书馆在上世纪初的古越大地横空出世，它标志着延续了几千年“秘不使人知”的封建藏书走入了历史。几乎同时，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古越藏书楼开放伊始，即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图书管理、借阅“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以室内阅览为例，每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点至5点为阅览时间。除万寿节、新年、中秋、清明等节日外，均对外开放。读者凭牌进楼，对号入座。图书如有污损，照章赔补。从章程还可以看到，古越藏书楼设总理、监督、司事、门丁、庖丁和杂役各一人，司书之职则设两人：一人负责图书借阅，另一人负责报章借阅。章程对每个职位的职责范围与职权均作了具体的规定，既分工明确又互相照应。整个章程体现了既严格管理图书，又方便读者利用藏书的思想。藏书楼居然还做到了“阅书者如欲饮茶，茶由本楼供应……阅书者如欲用膳，其膳资理宜自备，本楼雇有庖丁亦可承办。”可见，藏书楼在为读者服务方面也颇具特色。 古越藏书楼的藏书宗旨有其鲜明特色：一为存古，二为开新。徐树兰本人远见卓识，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和眼光的士绅，在今人之书、西人之书尚不太多的年月，就提出古今中外并重的藏书思想，首先将家藏经史古籍及一切有用之书，全都捐出。其次，还收藏了许多时务、实业等新书。比如，除中国的古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之外，还收藏了大量铅印外国近代农学著作，如《普通动物学等。 古越藏书楼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图书分类体系。起初，藏书楼是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时务五部，总体上还没有越出传统的四部法的窠臼。后来，又将全部藏书分为学、政两大部，共48类，开创了全新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体系将中西书籍融为一体，是我国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分类史上的一个突破。 综观古越藏书楼的藏书，足以证明其兼收并蓄的开阔胸怀。与后起的官办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古越藏书楼的藏书特色更为显著，藏书思想更见高明。徐树兰参照西方各国成例，制定的一套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与方法，亦为后人所仿效。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古越藏书楼是具备了近代西方公共藏书特征的开放式私立公共图书馆。徐树兰及其所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在我国近代藏书事业史上无疑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图书主要材质是纸张 所以藏书的最大厄运就是火灾。中国古代皇家藏书楼和私人藏书楼有不少就毁于大火。比如北宋真宗时王宫失火，殃及藏书楼崇文秘阁，书多被焚毁。明代皇宫内有文渊阁藏书楼，曾分别于正统、正德、嘉靖、万历年间四次遇火被毁。明代著名学者钱兼益建有绛云楼，仅因一幼女剪烛灺，就造成楼书尽毁。而有一些皇家藏书楼和私人藏书楼虽历时数百年，却绝无火患，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比如明代的皇史宬、清代的文渊阁等皇家藏书楼。明代的天一阁和清代的嘉业堂等私人藏书楼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藏书楼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是与其建造者强烈的防火意识和得当的防火措施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就来探寻其中的防火之道。 先人从历代藏书楼火灾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建造藏书楼时从建材、规制、命名、设计布局、制度管理等方面做了防火方面的充分考虑。 一是科学选址。私人藏书楼一般都选择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使藏书楼与附近的居民隔开，这样可以避免外界起火殃及。比如天一阁的四周皆有空地，还建起了高高的围墙，可以防止邻舍火灾波及。 二是使用既坚固，耐火的砖石材料。明代皇家藏书楼皇史宬就是砖石结构的代表建筑。石门、石窗、石椽、石额枋，整座建筑坐落在高大的石台基之上， 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石门、石窗、石椽、石额枋，防火效果显著。清代皇家藏书楼则多为水磨丝缝砖墙，上覆绿剪边琉璃瓦。天一阁整栋建筑墙体都使用砖砌，墙周远离灶火。嘉业堂书楼四周墙基约五、六尺高，都用花岗石砌，房屋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每间书库地板坚固，两面均装有铁皮、玻璃双层窗户。 三是配置水源。为使藏书免遭火灾，皇家藏书楼附近或建以水池，或以水道与外界水系相连，一旦发生火灾，便可就近取水，以水克火。比如文渊阁“阁前浚池，引金水东绕。”文津阁三面临水，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文澜阁主体建筑前凿池蓄水，水与西湖相通。天一阁前的天一池常年蓄水。在嘉业堂的 20 亩占地面积中，首先挖了一条环绕四周的小河，书楼主楼正面 10 米多处，开挖一荷花池，总面积约三亩，深 1 米，这两处水源离书楼的南、西、北三面墙体均在 10 米左右，解决了“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忧虑。在书楼的庭院内摆放四只大水缸，可盛水二十担，一旦发生火灾，取水更为便捷。 四是一书多藏。自古官府藏书非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分贮多处可防止不虞之灾。清代《四库全书》编成后，为了安全起见，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北京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镇江金山寺行宫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孤山文澜阁，称“南三阁”。虽经战乱，终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 五是严格落实管理制度。清朝文渊阁等藏书楼的样子不仅仿照天一阁，而且还把天一阁严明的防火制度完全照搬。天一阁不许持烟火者入内，登阁禁烟，不许夜登，而且无论何人也不例外。根据这个经验，皇宫里专门派人昼夜看守文渊阁，除经允许，谁也不许登阁，当然更不许在阁上动用烟火。 此外在建筑物的规模、形制上也有一套讲究。比如以“黑”克火。与整个紫禁城金黄色琉璃瓦、朱红色门墙的暖色格调不同，文渊阁整体色调以冷色为主，使用了黑色琉璃瓦覆顶，绿琉璃瓦镶椽头。两端的墙壁也是黑色实心砖墙。黑墙黑瓦，取五行之说，黑为水，水克火。还有在命名上带“水”。文渊阁等七阁前六阁名称中间的一个字都带“水”字旁，含义是希望“以水克火”。天一阁的名字是从《易经》“天一生水”的含义而来。其他还有纹饰带“水”、吻兽避灾等做法。这些讲究难说对于消除火患有什么实际效能，但却能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总之，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建设设计尽管存在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但总体而言仍然表现出古人很高的智慧。他们积极的防火意识，独具匠心的结构布局，以及为了防火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对现代图书馆的防火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鞭策作用。

河北保定在清代曾是直隶省省会，是文人荟萃之地。1733年，雍正发布的法令，令各地建立省级官办书院。当时的直隶总督正是雍正皇帝最信任、最器重的重臣“模范督抚”李卫。于是直隶总督府在莲花池的北部建起了莲池书院。这个书院得到了皇家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本人就三次亲临此院，并且给书院赐题匾额，由此成为了清代的“全国书院之冠”、“京南第一学府”。这个书院之所以有名，最重要的是聘请到了多位名头极大的山长。山长就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比如：章学诚、张裕钊、吴汝纶等分别在莲池书院讲学，而这里也教出了许多的高徒，例如：民国大总统冯国璋、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而民国大藏书家傅增湘也出自这个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莲池故地重游，他说：“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   保定莲池内原有一座典藏古籍缮本的藏书楼名叫“万卷楼”，这就要追溯到元代。这“万卷楼”本是元代贾辅的私人藏书楼。贾辅，今天的河北安国人，他虽为武将，却喜欢藏书。他跟着主帅张柔南征北战，参与很多大的战役。那时的元军还是以杀人越货为乐，所以每打下一地，元军的将领都会争抢金帛和女人，只有贾辅对这些没什么兴趣，每攻克一地，必到当地去抢藏书。经过多年的辛苦搜集，他收藏了几万卷书，这在元代是个很大的藏书量。到了蒙古太宗八年，他在自己宅第“雪香园”的北面修起了一座藏书楼，地址就是今天的保定莲池公园内，起名叫“万卷楼”。 贾辅虽然收藏了几万卷书，但对目录版本学似乎不在行，他听说当时天下最有学问的人名叫郝经，并且听说这位郝经“嗜书成癖”，于是就把郝经请到书楼来帮着自己整书编目。这位郝经果真是大学问家，来到书楼的第二年就替贾辅写出了一篇《万卷楼记》。随着王朝更替，灾祸频仍，万卷楼历经多次浩劫，藏书至清初散佚殆尽，楼中仅存刻板40余种。 莲池书院的创建，使万卷楼又得到重兴。书院建立之初，雍正皇帝赐书院一些图书，乾隆元年，朝廷又颁发给书院“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一些殿版书。所谓殿版书就是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编刊的书籍，也就是“内府”等国家主管文化的机构负责监督刻印的书籍。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赐给莲池书院的“绪式濂溪”匾额曾悬于万卷楼堂中宝座的上方。乾隆中叶，翰林汪韩门出任山长，请求总督方观承特拨银三百两，购书四百函，扩大了收藏。到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汪所购之书只剩一册登记簿，万卷楼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全楼藏书仅有四橱。后来，清河道一个叫陶梁人又凭借职权，从中取走180余部。此人写有《红豆树馆词》，也算个文人，不料竟干起窃书贼的勾当。 到了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黄彭年第二次任莲池书院山长，因为他是大学问家，他当时正替政府编《畿辅通志》，给政府编书当然资金充裕，黄彭年就想办法从利息中筹措白银1200两，为书院购书15111卷。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拨白银一千五百两，购买了《曾文正公全集》等书，加上旧存图书，藏书已达33711卷。山长黄彭年命品学兼优的学生管理藏书，按经、史、子、集分成四大类，并造册登记，还编写了《万卷楼书目》，黄彭年还特地撰写了《万卷楼书目序》和《万卷楼藏书碑记》刻于石上。这是万卷楼的全盛时期。这时的万卷楼，楼上藏书，楼下为书院学生观书之所，楼前瓦屋三间开设学古堂，讲授古学，读书人趋之若骛。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八月，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略保定，万卷楼遭到掠夺、焚烧，藏书大部分散失，所剩无几，万卷楼从此名存实亡。据说今天在保定市图书馆收藏的《楚记》一书的书页上，还留着这群强盗的刀痕。 1907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接替者杨士骧来到保定，看到莲池书院的惨相，决定恢复这个藏书楼，于是他请来了卢靖恢复原有的书楼，并将书楼更名为“直隶图书馆”。这“直隶图书馆”便是河北省图书馆的前身了。

在今天的保定莲池公园内有一座灰色的西式洋楼，它就是长江以北地区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直隶图书馆”旧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清廷以明升暗降手段将直隶总督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并入京供职，同时任命与袁世凯关系非常紧密的杨士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年幼时孤苦贫寒，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后不断升迁，先后在直隶、江西任职。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杨士骧任直隶总督。为收拢直隶文人，重新把保定莲池建成读书治学之所，进士、编修出身的杨士骧下令对保定莲池加以修缮，亲题“水东楼”、“观澜”二匾，同时拨银四千八百两交当时驻保定的直隶提学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的卢靖，选择在古莲池园林东北角，水东楼北边，原来用来养鹿的一块地方，盖了一座二层四十二间的双层西式图书馆小楼，占地269平方尺，平面呈“凸”字形，凸出部分的三层楼顶部建有钟楼，馆名由卢靖题写。卢靖，1856年生人，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曾先后担任过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和保定大学堂督学等职。辛亥革命前任直隶提学使，近代著名藏书家、数学家。卢靖少年时家贫，常到一书商处读书，书商见其好学，便让他整理书目以抵书费。卢靖在此期间博览群书，也立下宏愿：将来一旦得意，一定要开办图书馆，让有志读书之士能有读书处。直隶图书馆的建成不仅让卢靖一偿夙愿，也让书籍开始惠及平民，正式开始它服务社会的百年历史。 图书馆建起来了，书从哪里来呢？杨士骧计划将直隶各地散佚的先贤古籍收集于此，以供学者或读书人阅览，在当时省城保定建立起一座近代化意义上的图书馆。杨士骥决定将原保定莲池书院万卷楼劫后幸存的古籍图书缮本全部移入新建立的直隶图书馆，同时向直隶图书馆添置一些新书。据记载，莲池书院万卷楼藏书全部移交给直隶图书馆时，所接收的图书为：经部231种；史部763种；子部553种；集部660种；丛书90种；类书130种；东文书118种；西文书135种。随后直隶图书馆又购置了一些新书和报刊杂志，于1909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阅览。民国以后又将直隶高等学堂的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莲池暂存于徐水漕河慈航寺中的《大清三藏圣教真经》全部移入。据记载，到了1916年，保定直隶图书馆藏善本图书达 5000 余种，常本书 2900 余种，东文书 200 余种，西文书 10 余种。阅览人数全年达到1100 余人。 直隶图书馆设有藏书室、阅书室、接待室和事务室。他的理念仍旧以图书的保存为宗旨，以管理图书为主要工作，因此，它对图书馆读者的服务是有偿的、有限制的，服务意识淡薄，阅览者阅览须缴纳费用，且手续繁琐，而且馆藏书概不出借。图书馆每日早九点售券，午后四点钟闭馆，每星期一图书馆整理书籍，停止出售阅览券。凡是想阅览图书馆图书者先买票入莲池公园，再购阅览券，每人一张，铜元二枚。阅览者用阅览券换取领书证，填写需要何种图书，并将领书证交给图书馆司书，才能进入阅览室。直到1928年直隶图书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时，取消了门票制，实行免费阅览。 直隶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闭馆、开馆，先后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保定莲池图书馆”。1948 年 11 月24日，保定解放，它改称为保定文化馆图书馆，1953年命名为河北省图书馆。1958 年，河北省会迁往天津，河北省图书馆与保定市图书馆合并为保定市图书馆，原直隶图书馆保留下来的图书最终流向了保定市图书馆。在保定市图书馆现存的古籍中，有一部分还钤有“莲池书院藏书”、“直隶图书馆藏书”印章，成为我们研究直隶保定藏书和直隶图书馆的重要资料。 直隶图书馆建于清末，历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动荡中艰难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它从以保存文献为宗旨，逐渐走向以传播知识为主，从阅览收取费用到免费，从馆藏以古籍为主，到不断增加各类图书，其发展是中国图书馆历史发展的缩影，为当时其他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为保定乃至直隶省的文献保存、文化传承以及直隶省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只是起初并不叫“图书馆”，而是被称为阁、 院、堂、斋、楼等等。一般又通称为“藏书楼”。明清的时候，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称呼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XX楼”、“XX阁”的雅称，著名的比如：浙江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山东聊城杨以增，杨绍和父子的海源阁、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钱塘丁丙，丁申的八千卷楼、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等等。就是一些没有几本藏书的的文人士大夫们，也常常把自己的书房书斋也取一个藏书楼的名号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到了近代出现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它也标以藏书楼之名，比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一词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其一是Library， Library源自拉丁语的Liber ，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 ，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Libraries 。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对于Library，另一种说法是来自希腊语。中国人最初都翻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最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ソ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 年9 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为名的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等。从20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1900 年9 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 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 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是在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是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是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由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而来，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直到1904 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称之为图书馆。 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鸿慈等5位大臣出访欧美，两人在考察期间，发现国外名都均设有官方公共藏书机构，民众教育普及，令他人耳目一新。回国后他们递上一道奏折，对西方公共图书馆极为称赞，认为图书馆在启迪民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要求清政府下谕，由学部主持，在各省设立图书馆，以便在精神文化、民风民俗方面向欧美先进国家靠拢，这是中国官方仿照西方普及公共文化设施的起点。当时清政府正在准备“预备立宪”，而出洋考察政治正是为实行君主立宪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所以预备立宪是当时清政府的重大举措。奏折递上之后立即受到清政府的批准，指示学部去办理。学部接连不断地向各地发文，催促“迅速筹设图书馆，以稗教育二开民智”。于是，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就在计划当中了。 1909年学部上奏，请求设立国家级图书馆。9月9日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随后，清政府又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

清末民初是现代图书馆事业创立和迅速发展的时代，官办图书馆成为主流。但这一时期私人及团体兴办的图书馆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及东方图书馆。 涵芬楼的创办者是著名现代出版家张元济。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藏书世家，他的祖上是海盐藏书、刻书名家，至张元济已经十代。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失败后被革职。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 从1904年开始，张元济着手筹建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取名涵芬楼。其初衷是为满足编译所的工作需要，并为影印出版古籍准备底本。 1906年，晚清著名四大藏书楼之一陆氏皕宋楼藏书出让。张元济听闻，立即与陆氏后人联系，愿意以八万元收购。但最后陆氏却以十万元之价卖给了日本财阀，令张元济痛心疾首。 此次阻止皕宋楼藏书外流的失败，激发了张元济搜求典籍、抢救国宝的决心。在其后的几年间，涵芬楼陆续搜集了绍兴徐氏、长州蒋氏、太仓顾氏、清宗室盛氏、丰顺丁氏、江阴缪氏等诸多藏书大家出让或散出的图籍，藏书日渐丰富。 张元济在不遗余力收集古籍善本的同时， 还大力收集地方志文献， 成为当时收藏地方志文献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收藏机构，居全国第三位。此外还收集了大量晚清以来我国各地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还有外文原版图书2万余册， 其中有15 世纪前出版的当时十分稀见欧洲古籍多种。至民国初年，涵芬楼已经富甲一方，成为称盛一时的著名图书馆。 在1921 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25 周年之时，张元济提议创办公共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出资在上海宝山路商务总厂对面建造了五层楼钢筋混凝土大楼，将涵芬楼藏书移入，又增添报刊、商务版图书等阅览室，定名为东方图书馆，王云五任馆长。1926 年5 月3 日， 正值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30 周年之际， 东方图书馆正式开馆对公众开放。1928年又增设儿童图书馆。1929年设置流通部，采购新书数万册，供读者借阅。至1931年，已有藏书50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约40万册，善本书3745种、35083册。东方图书馆是当时最大的私立图书馆，无论是藏书数量、质量，还是其先进的理念和办馆方针，都堪称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之一，为社会文化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闸北，翌日10时，四架日军水上飞机轮番轰炸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五层钢骨水泥大楼被炸毁，当时浓烟蔽空，纸灰飞达十余里之外，馆内所藏图书、目录卡片以及编译所、印刷所的书稿、图版、机件、纸张原料等，全部化为灰烬。”3月2日，日军侵占闸北后又派兵侵入商务印书馆纵火焚烧，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张元济与同仁们抱头痛哭：“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的几十万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罕见的浩劫，令中外震惊，蔡元培先生等许多知名人士多次致电要求国际联盟制止此类破坏文化事业及人类进步的残暴行为。据国际联盟调查团调查统计，仅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即损失中文藏书268000册，西文藏书约8万册，图表照片约5000册；连续收藏的中外著名报刊约4万册；几十年重金购入的珍籍善本书3203种，29713册；新购进的私人所藏善本书约4万册；方志2641部，25682册；目录卡片约40余万张。可谓价值连城无法估计。据后来披露的史料证明，日军对全国最大的文化机关商务印书馆的轰炸完全是预谋的、有针对性的。当时的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其狼子之心昭然于世。 辉煌一时的涵芬楼及东方图书馆不复存在。但永远留存史册的是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及其创始人张元济的精神和业绩。1987年在浙江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以纪念张元济对文化、出版和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同时也是成就卓著的图书馆学家，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学图书馆馆长。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1918年初，三十岁的李大钊经原北大图书馆馆长章士钊的推荐，由校长蔡元培聘请，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在此后任职的5年里，他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开启了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进程，将其建设成为在全国领先地位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流大学图书馆。 李大钊刚接手图书馆管理工作时，就通过友人了解日本、英国、美国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情况，通过这些信息，李大钊掌握了图书馆工作的重点，吸纳和参照西方国家的理念与治理模式，全面系统地改革和整顿图书馆管理制度。 他对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制度建设方面有鲜明的见解，明确提出：“古代图书馆与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的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他上任三个月后便拟定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改变了以往藏书楼式的开馆时间短且不固定的陋习，实行开架式借阅， 大幅度延长开馆时间，到1919年5月，开馆时间已经延长为上午 7:30- 12:00，下午1:00- 6:00， 晚间 7:00- 9:00，每天开放的时间达 11个半小时，这在当时无疑是开馆时间最长的图书馆之一。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寒暑假也坚持开放，例如，1919 年的暑假，放假的 80 天里，图书馆每日上午8时至12时开放，阅报室则延长至下午5时，满足了在校读者的阅读和研究需求。 1917 年初， 北大已经是一所拥有 1500 多名学生、分为文、理、工、法、预五科的近似于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学校。但北大的图书馆藏书却远远跟不上学科建设，为了增加藏书的数量和种类， 李大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发布《图书主任告白》， 希望借阅藏书量少的化学书籍的师生尽量在阅览室阅览而不将图书借出，其他人所借图书尽可能如期归还; 孤本书概不外借;鼓励个人将图书寄存于图书馆， 允许其他师生在馆中阅读;号召个人和部门向图书馆捐赠书刊。针对一些读者借书后长期不还的顽症，果断采取措施，以收取滞纳金的方式给予纠正。他又经过努力促使校图书委员会通过了每年购书经费6万元的决议。他甚至利用一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置德文版书籍， 其中包括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建设起高质量和适用的藏书保障体系。1917年底， 图书馆藏书为14万7千余册，中外杂志 120 种。到1920年，藏书已达 16万余册， 订购杂志近 600 种，中外报纸40种左右。到 1923年， 藏书已达 18万余册。北大图书馆藏书数量， 当时居全国大学图书馆第一位和全国图书馆第三位。 李大钊十分重视目录建设，整理编制出多套卡片目录，满足了读者查阅馆藏信息和相关研究工作的需求。 他首次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组建起了高水平的业务骨干队伍。这类馆员占全馆职员总数 15 人中的近一半。 他还承担了北京高等师范举办的“图书馆教育”课程的讲授工作。这是我国图书馆界首次举办的讲习班。 1918年12 月21 日他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汇文大学等单位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 任“中文书记”。该协会决定实行各馆“图书互借”和“互换出版物”，这开创了中国图书馆之间合作的先例。 正是有了蔡元培、李大钊这样杰出的领导，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五四”运动前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图书馆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李大钊从一位读者转变为一位管理者，从一位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外行转变为深具特色的图书馆专家，以其丰富的经历和责任感，创建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模式与成就，也正是因为他的卓越建树，80年后，《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称他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从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曾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长达5年时间。期间一方面，他挑起了北大图书馆管理现代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实际上成了我国最早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思想阵地。同时，李大钊也是在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李大钊主持，在北大图书馆馆长室成立的。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物经常集会的地方。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每周评论》编辑部等，也以北大图书馆为主要活动地点。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购买了一大批国内外进步书刊，其中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苏维埃俄国》、《新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等十余种进步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40余种马列主义的著作。还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 受到北大图书馆直接影响的有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当中有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高君宇、何孟雄等，都是后来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国实行勤工俭学。同年8月19日，他们第一次到达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尤其是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正以震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看见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此于是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以便汲取思想营养，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此后，他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了约有近半年的时间。 毛泽东既然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生计问题。他曾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馆长。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他说：“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他还同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他人登记图书目录等。 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使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也创造了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同时，毛泽东可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其是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他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谈话时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毛泽东不禁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在红都瑞金的叶坪重点文物保护区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前面的右侧，有一块 30 余平方米的墙基，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遗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的创办，与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酷爱读书。当他相对安定地住在叶坪时，就产生了在这里办个图书馆的想法。这个想法，随着红军收集的书报和苏区自产印刷品的增多，尤其是红军攻下漳州，而变成了现实。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缴获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大批图书、报刊资料。毛泽东非常兴奋，将它们运回瑞金，这批图书便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图书馆成立后，有效地开展了图书征集、收藏和借阅等工作。中央图书馆藏书以漳州战役缴获的大批图书和报刊资料为基础，采取接受团体或个人赠送和向社会购买等方式来丰富馆藏。为此、中央图书馆相继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刊启事，函征各机关团体赠送书籍、刊物，采购“特别优良图书”。这得到各方的响应与支持。仅1932年9月至10月，中央图书馆先后征集到数十种图书和刊物，其中有《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粮秣经理教程》《小学法规诠释》《战术原则之应用》等。 为便于管理，。中央图书馆配有专职干部管理图书及借阅工作。为充分发挥馆藏图书的作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且择要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以求得广大读者的理解与支持。1932年9月中央图书馆颁布了《图书阅览规则》和《图书出借规则》，对图书的借阅手续、图书管理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使得图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规。除此之外，中央图书馆还开展了邮寄借阅业务，这对于在前方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值得一提的是以一个图书馆的名义，在中央政府机关报上不时刊登业务启事，这在和平时期也不多见，何况战争时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重视文化建设的。 中央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或研究能力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方便了广大军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更是中央图书馆的忠实读者，经常到这里借阅马列著作和文史类书籍。1957年， 毛泽东曾谈起过当年的读书生活。他说:“1932 年 秋开始， 我没有工作， 就从在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 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 读了这本，又看那本， 有时还交替着看， 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 《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瞿秋白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央图书馆的建设，经常到馆借阅图书和指导工作。并成为这里的常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图书馆藏书装箱隐藏在瑞金西部的高陂村，后被国民党发现，掠走33箱。其余藏书一度散落各处。值得庆幸的是，瑞金解放后不久，原来散落民间的部分中央图书馆藏书陆续收回，并集中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后经清查整理编印了一本 《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藏书总册目录》。这批加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印章的图书藏书总册为 1429 册， 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 科学、教育、体育等类图书，内含线装书 323 册。其中不乏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另有报纸、杂志 303 份，此外还有布告、标语、地图、传单、信件等333 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红色国家图书馆，虽然馆舍不大，藏书种类却是相当丰富。在提高党和红军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与文化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延安中山图书馆是延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公共图书馆。它作为陕甘宁边区 100 多个图书馆中最耀眼的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办馆方向、办馆形式、创业精神、工作作风等方面都反映了革命圣地延安所特有的崭新的面貌和革命风格，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为满足各机关干部阅读书报的要求，在延安建立了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山图书馆。1939 年秋，为适应延安各机关、学校和各界人士学习研究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中山图书馆恢复扩建为公共图书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馆长，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并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中山图书馆的新建馆址，一开始选定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延安大砭沟里一公里多的阳坡上。大砭沟里有许多文化机关。沟口是全国青联和东北救亡总会延安分会，沟里有青年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八路军军政学院等，所以又叫做青年文化沟。馆址选定后，就开工打窑洞。因经费紧缺和地形的限制，只能打三个大窑洞，接着在窑前盖了三间平房。平房设计了木格窗子，同时请当地木工做了一批书架。经过几个月时间的修建与准备，中山图书馆于1940 年 7 月 7 日 ，抗战三周年纪念之日正式开放阅览。开馆之日，延安各界人士前往祝贺和参观，大家都把它当成延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由于图书报刊增加很快，读者也越来越多，原来的馆舍不够用了。1941 年春，经中央青委批准。决定在大砭沟南侧山坡上另建新址。在这里打了 14 孔窑洞，除 3 个窑洞用作办公室外，其它 11 个窑洞全部用来作书库，每个窑洞放4 排书架。新馆址建成后，请毛泽东主席题了 “中山图书馆”5 个雄健有力的大字，拓下来刻在木板上，涂上黑油漆。馆里在山坡下修了两垛砖柱子作为大门，把毛主席写的 “中山图书馆”的大牌子挂上，显得十分庄重大方。 中山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在当时的延安是最大的。据 1940 年 7 月正式开馆时统计，存有图书 5000 余种，约1万册左右。全国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不下百种。这些藏书有几个来源:有1938 年敌机轰炸前的中山图书馆的馆藏的、有多方搜集运回的、有个人捐赠的、有从新华书店购买的，有延安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捐赠的。 中山图书馆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共中央和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与关怀。1939年冬为筹建新馆，毛泽东带头捐款 300 元。彭德怀也向中山图书馆捐款 200 元。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等党政机关也纷纷捐款。一个月内就收到捐款近千元和一大批图书。全国各地爱国抗日人士以及重庆、桂林、昆明、西安等地的进步书店也纷纷给中山图书馆寄赠书报。馆里还经常收到香港、巴黎和东南亚各国的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寄来的书报杂志。1940 年春，周恩来到中山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为购买一些图书。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买了一批书刊杂志，运回了延安。 到1943年，中山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已成为一座藏书达到三万册的公共图书馆，延安的干部、战士、群众都可以到这里来借书、阅报。馆内设置图书室、材料室、参考室、阅报室、杂志室五个部室，建有健全的借阅制度。 中山图书馆很注意配合抗战形势，给在前方作战的我军将士提供精神食粮。1938 年夏，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视察晋察冀根据地后指出，前方最缺乏精神食粮。中山图书馆率先响应，共向前线将士捐赠了各种书报 7000 多册。 不少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国外的记者，到延安后看到中山图书馆陈列的中外图书、报纸，感到十分惊讶，这也使“延安没有书卷气”的诬蔑之词不攻自破。 中山图书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的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密切配合抗战形势的需要，利用图书报刊，为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服务，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理论与文化水平、教育与动员民众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中山图书馆也为我党保存了一大批战争年代的珍贵文献，培养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批优秀的图书馆工作者，并在办馆方针、文献的收集与交流、读者服务、科学管理等许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相继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图书馆由此开始了一场万里大迁徙。 三校南迁到长沙后，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图书馆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汉危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38年1月，临时大学奉命迁往昆明。图书馆的全部图书，共装了四百余箱，经粤汉路运至广州，再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从滇越路进入云南，经历了千难万险，历时三月，终于在三、四月间陆续运抵昆明。 1938年4月，临时大学全部迁至昆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图书馆也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大图书馆。初到昆明时，学校没有固定和集中的校舍，图书馆也几经变动搬迁。直至1939年夏，西南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的新校舍落成，图书馆才有了固定的专用馆舍，结束了到处打游击的局面。 新图书馆馆址位于新校舍北区的中央，是一座丁字型的瓦顶平房，前部是一间能容纳八百人的大阅览室，后部是一座可容书十万册的书库。尽管有了新的馆舍，但条件仍是十分艰苦的。每到昆明的雨季，简陋的馆舍就会漏雨，许多学生只好打着雨伞看书。西南联大的学生大多数是流亡学生，无钱买书，读书考试只能依靠图书馆，而图书馆的座位和参考书又不够使用，因此学生们每天都要到图书馆“抢位子，抢灯光、抢参考书”，借书处也要排长队。 学生们在图书馆找不到座位，就只好到街市上的茶馆里去看书，于是校舍附近的许多茶馆便应运面生。当年的联大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说：“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图书馆为数众多的“分馆”。 生活、学习条件之艰苦，不仅仅限于学生，西南联大的教师和职工都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生活和办学的。据核计，1943年联大教授每月的薪金已由战前三百多元降至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只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图书馆一般职工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他们不避艰难困苦，怀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爱国精神，勉力支撑着风雨飘摇的西南联大图书馆，成为一段可钦可敬的佳话。 西南联大时期，图书馆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购书经费。据记载，1938年每月的购书预算仅为4300元，实际得到只有1868元； 1939年每月购书预算仅为5966元，实际得到只有2982元。而且由于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实际的购书费买不了几本书刊。直到1941年，西南联大获得三万八千元美金拨款，其中图书费约占21400元。虽然有了少量的经费，图书馆却很难买到书，上海、武汉失陷后，滇越铁路中断，内地图书订购变得十分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滇缅路已不通，国外购书的渠道也告中断，已经订购的一批图书也在运输中遗失。西南联大图书馆只能凭着少量的经费，在昆明各旧书摊中寻觅选购教学用书，真可谓艰难备至。 除了生活和工作上的种种艰辛外，敌机还经常来昆明轰炸，空袭警报一响，图书馆就要携带贵重图书和读者一起到山沟里隐蔽，警报解除后还要尽快恢复开放。为避轰炸，除必要的参考书外，大部分图书都要存放在乡间。1941年8月14日中午，日寇出动轰炸机二十七架，以西南联大图书馆为目标轰炸，投弹数十枚，致使书库北部中弹倒塌，阅览室的屋顶和门窗震坏，并引起火灾。经奋力灭火和抢救，幸未造成大损失，图书被毁仅二三百册，但阅览室的杂志和报纸却因水淹土压而全部报废，馆中设备也大部损坏。经奋力抢救，轰炸后仅一个月图书馆便修复开放。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图书馆非但没有被压垮，反而在困境和硝烟中成长壮大，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战时大学图书馆，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如严文郁馆长在1941年所说：“本馆于此狂风暴雨之中，诞生，洗炼，茁壮！”西南联大图书馆创造了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个奇迹。 抗战胜利之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先后在平津复校。西南联大图书馆所藏的图书，部分留交昆明师范学院，其余装箱北运，西南联大图书馆结束了它为期八年“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历史，在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上留下了永远令人难忘的一页。